下岗工为养家成职业哭丧人 上电视被斥放弃尊严
演出
念祭文的过程中，胡兴莲有时会凄厉地喊一声“爹”或“娘”，让亲属进入悲戚的氛围
7月7日晚，重庆市江北区白云村一个小区里，一位老人的丧礼在举行。约晚上7点，胡兴莲和乐队的人到了灵堂。
仪式开始前详细问了家属关于逝者的一些情况。这是她的固定功课。
胡兴莲梳起两个辫子，接着开始化妆。她认为，化妆是对丧家的尊重。
她说哭丧人一般化淡妆，披白色丧衣。有的人则复杂些，穿白色戏服，还佩戴“宝石”头饰。
大约晚7点半，胡兴莲在灵堂召集逝者亲属，开始念祭文。
祭文是有模式的，只需根据死者情况相应变化。大多是说死者如何勤劳，受人爱戴，又如何关心子女等。
念祭文需要语气悲伤，声调抑扬顿挫。胡兴莲念祭文时，有时会凄厉地喊一声“爹“或“娘”。这个时候，跪在灵前的丧家会开始哭泣。
念完祭文，便是哭丧，是以哭泣的声音唱，伴着哀伤的音乐。胡兴莲说，这个环节主要是营造悲伤氛围，带动家属通过哭泣释放悲痛。
这次的丧礼，因逝者身份特别，亲属要求取消哭丧环节。
胡兴莲说，在农村哭丧时候比较多。从影像资料看，哭丧时，胡兴莲有时哭喊，有时掩面而泣，有时匍匐在地爬向灵前，表情悲痛。有的丧礼上，她边哭边爬行几米。
这往往让现场的人唏嘘动容。她哭丧的过程中，逝者亲属有的会呜咽，有的泪流满面。
哭丧结束后，是丧礼演出的第二部分。胡兴莲说，丧礼演出一般是先悲后喜，通过哭释放悲伤，再通过小品、唱歌等方式，让丧家暂时忘却忧伤。
曾经，这部分的演出是唢呐、板鼓以及川剧，到如今则发展为唱歌、小品甚至魔术表演。
根据胡兴莲的经验，在农村，第二部分是重头戏，在城市，则不太受待见。
这次，因家属有要求，她将小品取消了，与几名歌手唱歌。
后半部分的演出刚开始，逝者的一些亲属已离开。胡兴莲他们唱了几首歌，就结束了演出，“丧家重视，我们就重视。丧家不在乎，我们也就不在乎。”
收入
除了收取一定演出费用，丧礼演出结束后，点歌环节会给乐队带来收入
7月7日晚的丧礼开始前，丧家把费用给了胡兴莲，她随手装起来，继续进行着准备工作。胡兴莲说，一般一场演出收费200到800元。
这晚的费用是200元，扣掉中介费70元，乐队六人得130元。
中介费是给花圈店的。胡兴莲介绍，随着板界发展，直接与丧家接触的丧葬用品店，变成了乐队中介。而随着乐队越来越多，花圈店也发展，承揽了关于丧事的一切服务，并取名“一条龙”。乐队其实是花圈店一条龙服务的一个环节。
胡兴莲现在的生意，多来源于花圈店。
除了演出费，哭丧人还会得到小费。在重庆，一般是哭丧仪式行将结束时，丧家挽起哭丧人，送上花束，小费夹在花束里。在成都，则是哭丧过程中将小红包放在哭丧人身边。
胡兴莲说，小费差别很大，从一两元到几百元不等。
重庆DV爱好者朱毅力曾用近三年时间拍摄纪录片《职业哭丧人》，他介绍，多数哭丧人一个月的收入，大约七八百元。
7月7日晚，丧礼演出结束后，是观众点歌环节。胡兴莲换了花衣服，与演员们在台上又唱又跳，台下观者不时叫好。
这是乐队的创收环节，点歌20元一首。
据介绍，重庆的乐队，主要靠点歌赚钱。成都的乐队则靠演出费为主。据成都双流县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张建介绍，演出费一般一场一两千元，主要看乐队的水平和名气，高的也有上万的。
张建跟妻子金国荣共同组织乐队，妻子是乐队的哭丧人（成都方言为“吹吹儿”）。他说他们每月收入大概两千元。
当晚，胡兴莲的乐队点歌收了700元。每个队员110元，除去开销，她自己剩了130元。
入行
离了婚，一个人照顾父母和儿子，胡兴莲做营业员的收入无法支撑，她开始兼职“唱板板”
胡兴莲回到家已是深夜，她瘫软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。
她说这种表演太伤身心，表演哭丧的时候，“手脚经常抽搐，心里疼，两眼发黑”。哭丧也带来了后遗症，胡兴莲说一年多来手不时地发麻。
不过，胡兴莲已习惯了这样的表演，她自己统计，已为4000多名逝者哭丧。她现在哭丧时不再流泪，而是用声音和表情来完成。
一般，哭丧人会联想自己的经历，让自己流泪。职业哭丧人金国荣说，她第一次哭丧时很紧张怕哭不出，但想到自己其实怕死人还要表演这个，又想到创业艰辛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胡兴莲哭丧时也会先酝酿情绪，寻找逝者故事里能引发自己共鸣的部分，联想生活细节。实在哭不出来时，就用哭腔。
胡兴莲说，对于哭丧人，哭腔、掩面、跪地，都是增加表演效果的技巧。
这些，都是她进入板界以后总结出来的。
她曾是一名百货公司的营业员。1995年，她离了婚，要照顾上大学的儿子和患病的父母。当时每月工资200多元。她白天做营业员，晚上去餐馆端盘子。
“我平时比较活跃，喜欢唱唱跳跳。”胡兴莲说，有次同事叫她去丧礼上唱歌，她去唱了三首，得了20元报酬。
20元，她有些动心。她对领队说：“你们觉得我行，就再联系我。”之后她开始兼职唱板板。
她记得其实第一次唱板板时很害怕，当晚脑子里全是哀乐，一夜没睡着。她之前从不敢去参加丧礼。
朱毅力介绍，这一行当的人大多是下岗职工。
相比之下，成都双流县的张建、金国荣夫妇的入行，稍有些特别。
1997年，他们的父亲去世，他们邀请一支乐队演出，主持人边搓脚边读祭文，让张建忍无可忍。一个乐队成员告诉他们，扣掉成本，一场演出能赚近500元。当时张建夫妇每人月工资200元，有时还发不出。
他们决定自己组建一支乐队。当时，当地的川剧团解散，演员们在街头卖早点、擦鞋。他找这些人加入乐队。
在重庆，2003年，胡兴莲下岗了，之后她正式踏入板界，成为一名职业哭丧人。“当时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做这个。”
职业
哭丧人彭英觉得，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，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
胡兴莲有专门的哭丧服，她自己设计的。这些年，她的哭丧服有过很多变化。
7月4日，金国荣组织的乐队在表演。金国荣（右）此时是琴手。记者 陈宁一 摄
川渝两地职业哭丧人多为下岗人员，月收入七八百元；依附“乐队”存在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
她说，哭丧后，她做过很多尝试。模仿电视里戏服的样子设计哭丧服，套用一些戏曲的段落，自己改词，做哭丧的歌。
她希望能让人记住自己，希望更多的人请她。
2003年，她的第一次哭丧就让人印象深刻。“我加上了动作，比如下跪之类的。”那次丧家非常感动，第一次哭丧，胡兴莲得了50元小费。
记住她的，还有乐队，“这能让更多的乐队请我演出”。
很多哭丧人，不唱《哭爹》，即使丧家给上千元小费也不唱，因为《哭爹》是把逝者当爹哭。胡兴莲唱。她说她不在乎这种丢人，“丢人的话，还请我们干什么？”
“哭丧是整台演出的一个节目。既然乐队收了钱，不管给不给小费，我们都要认真对待。”胡兴莲觉得，哭丧人应该尊重自己做的事。
做了十多年职业哭丧人，31岁的成都人彭英认为，哭丧是要包含感情在里面。她觉得，一些年轻的入行者，并不尊重这个职业，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。
彭英15岁就进了板界。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不好，父母送她学了这个。为此她还当过学徒。
现在的哭丧人一般不收徒弟了，收一个徒弟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。哭丧人金国荣说，这不是一份安稳的工作。
她说，为了节约成本，乐队要求哭丧人除了会哭丧，还得会唱歌、演小品等。
彭英也说，哭丧人只有成为多面手，才能赚更多钱，否则养不活自己。
这需要快速的角色转换。哭丧时流泪哀泣，哭完之后，转脸便要调整情绪，进入下一个表演状态，很可能是逗人笑的小品。“从哭到笑，就像川剧的变脸”。
乐队晚上做丧事，白天有时还接喜事。大多数人会尽量不让人知道自己哭丧的身份。
胡兴莲说，因高强度工作转换，哭丧人很容易犯错。比如，在喜事上脱口而出“请新人入灵堂”。说错了话，不但不会收到钱了，还会挨一顿打。
她也犯过类似错误，只是最后硬生生地把悲字改成喜字，“打马虎眼才混过去”。
除了哭丧，胡兴莲也学习乐队的其他项目。后来她能够做歌手、主持人、小品演员，有时甚至能充当鼓手。
她在圈里出名后，有人专门请她哭丧。她说，最远她被请去过山西哭丧，被四辆奔驰车接去。
生活
有一次到电视台做节目，嘉宾说她赚死人钱，为了钱放弃尊严，胡兴莲尴尬不已
在很多年里，胡兴莲一个人住，她养了宠物狗陪着自己。
她说最难受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回家后的孤独。她每天都想将自己累得精疲力竭，回家什么都不想，倒头就睡。
她一直觉得亏欠儿子，她说拼命赚钱，是希望能从经济上补偿儿子。儿子现在自己开演艺公司，她能资助一些。
离婚十五六年了。她也曾再婚，但儿子跟那个男人常打架，后来她又离了。
朱毅力说，他在拍纪录片的时候，发现胡兴莲的邻居几乎都不与她来往。胡兴莲以前住的是老房子，带院子的那种。周围都是原来单位的同事或熟人。但几乎没人与她来往。
胡兴莲说，时常能感受到别人眼光的异样，“那种眼神，远远地看着你就绕着走。虽然不说什么，但能明显地感觉到。”
2006年，有电视台邀请胡兴莲做一期对话节目。有嘉宾认为她是在赚死人钱，认为她是为了钱放弃了尊严，并且在宣扬封建习俗。
那个现场，令她尴尬不已。她至今不愿回忆。
张建和金国荣说，做这行，难免让人有些忌讳。他们在聚会的时候，经常是，朋友过来打了招呼，马上找借口走开了。“我知道他们不想挨着我们坐。”
据介绍，职业哭丧人多为女性，他们的丈夫多是同行。彭英说，“一般很少找外行的，这样工作方便点，而且也少了一些麻烦。”
“别人看不起，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。”金国荣说，“我们出去表演，都称各自老师。比如主持人会说，有请某老师表演节目。”
板界的人会互相支持。2002年的时候，重庆板界上百名乐手自发聚集在一起，为一名车祸身亡的萨克斯手举行了追悼会，很多到场的人并不认识死者。这些乐手多是下岗职工。
不过，胡兴莲觉得，只要丧家认可，只要能赚钱养家，自己就是成功者，“其他的不在乎”。
